当我们谈论循证医学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存在即合理，但合理未必合情真理之外，还有价值、伦理和信仰

任何决策都应基于证据。

乘飞机时，我们需要飞机安全可靠的证据；买鞋时需要鞋子大小合适的证据；买水果需要水果滋味的证据。事实真相不明时，决策和行动是盲目的。证据缺乏时，有时决策仍需进行；但证据存在时，忽视证据的行动是无知和不负责任的表现。

诸如生活方面的决策和选择，或者有可靠的保证，或者信息简单易懂。例如飞机的安全性是有保证的，任何严重事故都在公众监督之下；又如鞋子大小是否合适，核对一下号码或试穿一下就可以了；再如水果的滋味，自己尝一尝就知道了。但是，关于医学干预措施的效果，既没有简单、明了、可靠的保证机制，其证据又十分复杂和抽象，若无专业训练，很难准确理解和把握其含义和价值。因此，如何利用证据进行医学实践就成了一门学问。

循证医学是一门关于如何依据证据进行医学实践的学问。循证医学实践与传统的医学实践的重要区别在于对证据的区分、甄别和利用，在于对证据可信度和适用性的判断，以及对效果大小量化的考量。但证据本身不是决策。我们知道宝马汽车很好，但是不一定会买，决策还须兼顾资源的多寡以及人们的需要和价值取向。因此，循证决策不仅需要收集、评估、诠释和参考证据，同时还要求对资源和价值取向等证据以外的诸多因素进行考量。

吐露港边的香港中文大学

在准备本书再版工作的繁忙时刻，加拿大考科蓝中心主任格里姆肖先生通过电邮传来了大卫?萨基特教授年5月13日逝世的消息，心为之一震。世界考科蓝协作组织创始人伊恩?查莫斯爵士在微博中写道：萨基特教授走了，在促进研究证据在临床应用方面，没有另一个人比萨基特教授做得更多。

大卫?萨基特教授

年萨基特教授竖起了循证医学的大旗，呼吁诊治患者要遵循科学证据，不应“随心而欲”，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医疗服务成为商品的时候，在各利益集团激烈争夺医学话语权的时候，萨基特先生登高一呼：要用科学证据说话，而不是任何其他的理由。他利用循证医学为保障患者利益设立了一道坚实可靠的盾牌。

年，萨基特教授来到牛津大学，担任牛津大学循证医学中心首任主任。我的生活轨迹与萨基特教授在牛津有不到一年的交集，但是他改变了我的学术生涯，因为后来我义无反顾地做起了循证医学的工作。记得有一天，我去拜访萨基特教授，谈话之余，他兴冲冲地送我一份尚待发表的“循证医学的必要性”一文的稿件。一晃20年过去了，今天我又翻出那篇已经有点儿发黄的文稿，再次咀嚼先生的文字。

年，萨基特教授正式退休，并在《英国医学杂志》做了一个郑重的宣言，他说：“我决定彻底离开循证医学，不做讲演，不写文章，不审基金，把循证医学的未来完全交给这个领域的年轻人。”不是因为循证医学错了，也不是因为他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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