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们需要的论文上海交大医学院团队万

今天(2月23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团队在《中国科学:生命科学》杂志发表专题评述论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下的思考》。

这篇万字论文总结的教训包括：

——疫情防控早期存在的问题，是造成后阶段花费巨大成本、举全国之力抗疫的重要原因之一。在3~4周防控初期的“误判”，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公众甚至是医务工作者的警觉和防护意识,进而加大了后阶段疫情防控的难度。疫情防控早期的预案也是缺失的。

——没有专业背景的卫生主管部门领导，在巨大压力下更加容易暴露出难以应对的短板问题。武汉作为国内临床医疗、公共卫生及病毒研究最豪华的专业阵容所在地,此次专业团队在当地政府早期疫情判断及应对决策过程中的作用似乎也没有得到最大发挥。

——疫情暴发后,符合资质的医疗机构迟迟无法获得检测资质,而疾控部门短时间研发生产的检测试剂质量“良莠不齐”,样本采集标准化程度不高等问题难以将检测权限下放。沟通与协商机制在早期不够健全,影响病毒感染者的早期筛查和确诊,成为延误诊断的“堰塞湖”。

——相关基础研究成果及时向临床诊治应用的转化渠道不通畅,虽然中科院武汉病毒所等基础研究部门较快取得系列成果,如快速获得病毒序列并建立RT-PCR实验室诊断方法,但未医院的临床诊断治疗。中国科研工作者在数据共享方面的文化氛围也一直难以建立，各方把持自己的数据。

作者们还建议，将1月20日设置为全国防疫日。

图说：论文通讯作者为上海交大医学院院长陈国强、副院长江帆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我们上了沉重一课。在疫情防控人民战争中，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优势得到充分展示，为赢得战争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这次疫情也敲响了警钟，暴露出我国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上的短板和不足。”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长陈国强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他还透露，2月7日组织有关人员基于有限的信息开始思考，两天形成了这个报告。这也是医务工作者闻召而动，逆行抗疫的同时，坚守在后方的人员需要做的事情。最近决定公开发表，引起全社会的反思和进步。

这篇论文系统地分析了疫情应对中暴露出的十个问题和短板：

(一)国家重大公共卫生疫情向公众报告不够及时有度，初期科学防控预案缺乏

疫情突如其来,让人猝不及防。值得肯定的是,此次疫情发生后,科技工作者快速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并公布其基因序列,研发诊断试剂盒,并及时向世界公布,获得包括WHO在内的国内外各方的好评。在疫情发生的关键时期,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有力应对,并及时听取专家意见,果断采取措施,防止疫情输入、扩散和传播。但是,我们必须反思疫情初期的应对策略。

据1月29日中国CDC(中国疾控中心)、武汉CDC等机构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回顾性病例分析论文,年12月中旬密切接触者之间就已发生人际传播。而在年1月1日,当地公安机关先后对包括医务人员在内的8名发布“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7例SARS”人员以“散布谣言”为依据进行处理。据随后各方的报道显示,1月1~11日已有7名医务人员感染,12~22日又有8名医务人员感染。但是,有关部门依然在1月10日向公众报告“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14日报告“不排除有限人传人”。

我们认为,在这3~4周防控初期的“误判”，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公众甚至是医务工作者的警觉和防护意识,进而加大了后阶段疫情防控的难度。直到年1月20日,钟南山先生才公开宣布这种疾病呈现了人传人的特点。回顾这一过程,我们认为,在疫情发生的萌芽阶段,地方政府在面对可能威胁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重大传染病,尤其是未知传染病疫情时应该及时倾听和回应专家意见,并合理合情地向公众报告,赋予公众知情权,既防止造成恐慌,也强化公众的警觉和自我防护意识。

与此同时,国家卫生部门和疾病防疫部门应该在“内部知情期”就制定科学合理的防控预案,既要有最好的预期,也要做最坏的打算。平时防患于未然,才能防大患于未至。从实际情况来看,这次疫情防控早期的预案是缺失的。疫情防控早期存在的问题是造成后阶段花费巨大成本、举全国之力抗疫的重要原因之一。

事实上,早在年中国CDC与美国CDC相关专家就已撰文,在总结年SARS以来中国防控新发传染病能力建设取得的成绩的同时,更提出了中国在新发传染病侦测能力上的显著差距。非常遗憾的是,这些差距仅仅被认识,而未被更多重视和及时改进,成为了潜在的危机。这在此次疫情早期防控中完全暴露。

(二)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控体系建设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

首先,公共卫生总体规划和顶层设计仍较薄弱，公共卫生体系改革尚处于初期阶段,甚至还没有破题。其次,公共卫生与医疗机构的分工协作机制不全、联通共享环节欠缺,存在“防控-治疗”分离的问题。第三,公共卫生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存在分割。第四,全国大多数地区在公共卫生方面的财政投入少,公共卫生在体系建设层面的投入低,公共卫生人才流失严重,队伍建设亟待加强。从公卫人员配备数量上看,中国CDC只有大约名员工,对比只有中国人口四分之一的美国CDC的名员工差距明显。此外,我国公共卫生法律体系不完善。

(三)应急响应机制难以应对威胁人民健康的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此次疫情暴发后,因为流程尚不清晰,出现了符合资质的医疗机构迟迟无法获得检测资质,大量疑似病人积压给临床工作带来巨大压力,而疾控部门由于短时间研发生产的检测试剂质量“良莠不齐”,样本采集标准化程度不高等问题难以将检测权限下放。在这个过程中,双方的沟通与协商机制在早期不够健全,影响病毒感染者的早期筛查和确诊,成为延误诊断的“堰塞湖”。

此外,疫情发展过程中应急启动医疗机构分区诊疗、全面隔离确诊与疑似病例、有效切断传播途径的举措显得力不从心。一方面,传染病医疗资源储备不足问题突显,以武汉市为例,户籍及常住人口万,医院医院医院两所,床位余张,0.64床/万人,医院床位数按城市非农业人口1.2~1.5床/万人设置的标准。与此同时,医院内传染科体量非常有限,更缺少可在突发情况下快速改变用途、“平战结合”的感染病房。实际上,我国其他多数城市和地区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同时,各级CDC、科研单位与临床医疗机构间存在的信息共享不畅、相互联动不够等跨部门协作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疾病应急防控中的重大阻碍。

(四)科技创新成果基于临床问题导向的针对性不强，数据共享及转化应用渠道不通畅，缺乏相关安全等级实验室

虽然国家自“十一五”开始就布局实施传染病重大专项,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缺乏对重大传染病发生、发现、确定的系统性整合式全链条研究,仍严重存在论文导向的问题,多数研究成果不能对传染病的快速有效防控起到关键技术支撑作用。

其次,针对传染病的药物和疫苗研发体系建设、能力建设、资金有效投入和人才储备滞后。

第三,相关基础研究成果及时向临床诊治应用的转化渠道不通畅,数据共享公开的文化尚未有效形成。虽然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等基础研究部门在这次疫情中较快取得了系列成果,如快速获得病毒序列并建立RT-PCR实验室诊断方法,但未医院的临床诊断治疗中,其原因主要在于国内研究成果和临床工作转化渠道脱节,并且未公开发表的成果在国内难以得到重视和及时推广。另一方面,中国科研工作者在数据共享方面的文化氛围一直难以建立。临床研究数据各中心之间难以共享,临床、基础及公卫数据难以共享整合,各方把持自己的数据。在这次疫情暴发中,尽管我国科学家第一时间发布病毒基因数据得到国际社会认可,但是在后续病毒在人群中的进化数据分析中,中国学者数据公开的速度远低于国外学者,而这对于全球合作联合对抗病毒变异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缺乏高安全等级医学研究实验室。以美国为例,所有高医院基本都配备BSL-3实验室。医院所缺乏的。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BSL-3实验室43家(包括兽医农业领域7家),其中国家和各省疾控中心所属28家,科研机构所属6家,高校所属9家。高校中建有能够从事非兽类病原研究的BSL-3实验室的只有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医科大学5家。

(五)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医疗供给和战略储备不足

本次疫情显示,在应对新发突发特大传染病疫情时,我国各地战略储备普遍短缺,主要表现在应急医疗服务人员和场地提供、应急医疗物资储备和生产方面。

其中，医疗物资的储备机制方面,面临重大疫情我国各个省市在公共卫生应急投入、相关医疗物资既有储备、产能储备等均存在重大短板。导致在这次疫情中,包括武汉在内的多地均出现口罩、护目镜、防护服、检测试剂的短缺。

(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暴露出的一些干部专业化能力不足及缺乏循证决策能力的短板

如果医疗卫生条线的领导缺乏专业背景显然难以“勤能补拙”,尤其在疫情发展迅猛的压力下,没有专业背景的卫生主管部门领导在巨大压力下更加容易暴露出难以应对的短板问题。此外,地区主要领导是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指挥主体,在公共卫生事件萌芽阶段的早期判断与应对上,极为需要第一时间组织专家团队提供决策建议(而不是一味等中央专家组的意见以及疫情的国家正式发布)。武汉作为国内临床医疗、公共卫生及病毒研究最豪华的专业阵容所在地,此次专业团队在当地政府早期疫情判断及应对决策过程中的作用似乎没有得到最大发挥,是需要深入思考与反省的。

(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舆情应对和舆论引导能力存在较大缺陷

舆情应对能力作为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民媒体时代重要性更加突显。疫情发生以来,任何与疫情有关的事件,从训诫风波、论文风波、发布会风波、领导口误风波、蔬菜风波、双黄连风波、免职风波、红会风波再到李医生风波,都获得了数倍于平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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