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立到民营,一个儿科医生的20年

从三线城市保健医院；医院体制到私立医疗机构；从线下医疗到兼具线上医疗，45岁的严虎医生，一转再转，终于转成了他想要的样子。

“体制内最老住院医师”的他，叫严虎，今年45岁。最新身份是私立医疗机构卓正诊所（上海）儿科医生。

加入卓正前，严虎曾在三家医疗机构供职——医院和一家私立诊所。医院的8年，他始终没有发表论文，无法晋升。为此，严虎成了“最老的住院医师”。

这是一位医生21年上下求索的故事。让我们从头，细细说。

求变

万事开头难。

严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市级妇幼保健院度过的。长年累月的工作让他体会到了基层医生的辛劳，了解了百姓看病的痛处，也认识到了自己知识的局限。

看到考研成功的同事，严虎心里由衷地羡慕。年，在经过了两次努力后，已经30岁的严虎终于考取了研究生，成为了自己曾经羡慕的人。

再次回到学校，严虎的心静了下来。他利用这难得的机会重新梳理、更新自己的医学知识，接受严谨的学术训练。临近毕业，当周围的人都开始忙着找工作时，严虎却不着急，他又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考博士。他“觉得自己还能变得更强，到更高的平台，和更优秀的人交流。”

这个决定对33岁的严虎来说，是激励也是折磨。但再难，也要试一试。经过半年的准备，严虎如愿以偿，考上了复旦大学儿科学博士生，毕业后进入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成为了一名住院医师。

渐变

严虎十分珍惜一妇婴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他利用这次工作环境的变迁，向周围的同事学习，不断反思与提高自己。

年，医院选派参加为期2年的培训（国内和国外各1年）。令他没想到的是，自己的一些医疗干预屡屡遭到异国同行的质疑：

“严医生，请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给患者做血常规和C反应蛋白检查？你的依据是什么？”

“严医生，你为什么要给孩子用这个药？依据是什么？”

……

严虎疑惑了！什么情况？！我们在国内都是这么做的呀，也没人觉得有问题啊！

但他更不甘心，难道这么多年自己都做错了？

“我是一个敢于直面错误的人。如果你认为我不对，那我就要找到证据来证明自己；如果找不到，我就会承认自己的错误。”

然而，在查阅了大量文献后，严虎发现那些被质疑的干预对一些疾病来说的确缺乏实施证据——“医疗决策要基于证据。曾经很多干预在经过了严格的随机双盲对照试验后，发现并没有显著疗效。这种情况下，医生就不能使用。”严虎解释道。

但在中国，循证之路还是比较艰难的。“一方面，医院和医生的收入都与药品及辅助检查挂钩；另一方面就是医生知识上的局限性。很多前沿的医学成果都在外文期刊上发表，如果我们想要了解最新的医学进展，就要掌握英语这个工具。”

两年的培训学习让严虎逐渐建立了循证的行医模式——运用最新的临床研究结果，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以及患者的意愿来做出对患者最有益的临床决策。

蜕变

进修结束，再次回到一妇婴，严虎还是一名普通的住院医师。

但和两年前相比，现在的他更加勇敢与犀利——放弃职称晋级，贯彻循证医疗。

“不瞒你说，医院最老的住院医师了，说不定也是上海最老的住院医师”，严虎笑着说。

在国内，发表论文是医生获得更高职称的必经之路。但大多数医生坦言：想要做到临床和科研兼顾谈何容易？

临床工作的8年，严虎虽然干着主治医生的活，拿的却是住院医师的工资。当时的科主任问严虎：“你知道你不晋升，一年得损失好几万吗？！”

对此，他坦言道：“我也不是没想过晋升，我也渴望更高的地位和收入，但我更在乎研究成果的质量。要知道，国内的医学论文可信度往往不高，这直接导致了大量的医学证据污染，也间接地动摇了循证医学的基石。而这种现象和晋升挂钩的制度不无关系。”

不走寻常路的严虎与职称晋升的大环境格格不入，可他依旧坚持将循证理念贯彻在日常的工作中。

“如果我认为对患者的某个干预缺乏依据，我就会提出质疑。在我看来，医生之间讨论患者的医疗决策，不是单纯的下级服从上级，而是基于对证据的把握。在我的字典里没有‘人际关系’这个词！”严虎说。

“当然，在对某些诊断和干预拿捏不准时，我也会去和同行交流，去查阅权威的外文文献，而不是轻信专家的意见。”

他常常利用网络平台抨击他所见到的不循证干预，医院的一些不规范做法，也毫不留情：

严虎心里清楚，这样下去自己将失去在体制内长远发展的可能。

但没想到，上帝还为他预留了一扇窗。

那是一次应邀在一妇婴做关于新生儿黄疸和低血糖的讲课。

严虎没想到，这一讲，火了！

“当时听众的反馈非常好，大家都觉得这个医生的讲课内容以及讲课风格有点‘特殊’——富有激情的循证。”

于是，第二讲，第三讲……除了录课，严虎还建立了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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